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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董其昌
明朝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汉族,松江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人,明代书画家。曾居松江。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能诗文。存世作品有《岩居图》《秋兴八景图》《昼锦堂图》等。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等,刻有《戏鸿堂帖》。他的书法兼有“颜骨赵姿”之美。

人物简介:

董其昌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1555年)年正月十九日(2月10日),卒于明毅宗崇祯九(1636年)年九月二十八日(10月27日)。公元1589年,(万历十七年)三十四岁的董其昌举进士,开始了他此后几十年的仕途生涯。与睢阳(今河南睢县)袁可立同科,后来成为挚友,在蓬莱阁上留下了著名的《观海市诗》碑刻。他当过编修、讲官,后来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他对政治异常敏感,一有风波,他就坚决辞官归乡。

《明史·文苑传》载:当时,董其昌书法集古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中无所不精,“名闻国外,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同、顺天米万锺、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然三人者不逮其昌甚远。”到了清代,康熙、乾隆两位皇帝都以董书为宗法,倍加推崇偏爱。康熙皇帝把董其昌的书法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赞曰:“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高秀圆润之致。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能得其运腕之法,转运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雄奇峭拔,草书纵横排宕有致。”这使董书风靡一时,满朝皆学董书,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以董书为求仕的捷径。当然,董其昌的书法,对后来的书坛影响也是颇为巨大的。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书法为“书家神品”,谢肇称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周之士称其“出乎苏,入呼米,而风采姿神,飘飘欲仙”。董其昌被列入中国历史上十大书法家排名榜: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黄庭坚、怀素、苏轼、文征明、褚遂良、欧阳询、董其昌。董其昌《临怀素草书〈千字文〉手卷》,绢本,通长15米,内文幅宽0.295米,长12.25米,书写之精妙,尺幅之硕大,为现存董其昌草书之大观。晚清书法大家翁同龢在手卷跋语中,作了极高评价:“董公此书,正如天女散花,神龙戏海,最后题字又谨严超秀,奇迹也!”

工书法,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其书画创作讲求追摹古人,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

董其昌才溢文敏,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法、精绘画。他执艺坛牛耳数十年,是晚明杰出的书法家。董其昌的绘画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讲究笔致墨韵。

书画道路: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书法自叙答》曰:“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多宝塔)碑,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专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祝希哲置之眼角比,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人处,徒守格辙耳。以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譬如香岩和尚,一经洞山问倒,愿一生做粥饭僧,余亦愿焚笔研矣。

然自此渐有小得,今将二十七年,犹作随波逐浪书家。翰墨小道,其难如是,况学道乎?”“余性好书,而徽矜庄,鲜写至成篇者。虽无日不执笔,皆纵横断续、无伦次语耳。偶以册置案头,遂时为作各体,且多录古人雅致语。觉向来肆意,殊非用敬之道,然余不好书名,故书中稍有淡意,此亦自知之。若前人作书不苟且,亦不免为名使耳。”

“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徽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书,第率尔酬应耳。若使当其合处,便无能追踪晋、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

按语:可见大家的成功来之不易。

董其昌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这在他的《画禅室随笔》有所记述,其中还自述学书经过:他在十七岁时参加会考,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 ,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钻研书法。董其昌回忆说:“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 (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繇)《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 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征明)、祝希哲(允明)置之眼角。”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其昌几乎学习研究了以前绝大部分名家,从钟王到颜、柳,从怀素到杨凝式、米芾,直至元代的赵孟頫。

董其昌精收藏,曾珍藏董源4幅山水《潇湘图》、《溪山行旅图》——(作者:北宋范宽)、《龙宿郊民图》、《夏山图》,并以“四源堂”名斋,后“四源堂”名画为河南袁枢(袁可立子)递藏,使其成为晚明收藏董、巨作品的集大成者。还有精选李思训《蜀江图》、《秋江待渡图》,董源《征商图》、《云山图》、《秋山行旅图》,巨然《山水图》,范宽《雪山图》、《辋川山居图》,李成《着色山图》,郭忠恕《辋川山居图》,江贯道《江居图》,赵大年《夏山图》,赵子昂《洞庭二图》、《高山流水图》,王蒙《秋山图》,《宋人册页》等18幅。从中可以看出,董其昌的收藏足以令其傲视当代。

他的字、画以及书画鉴赏,在明末和清代名声极大。善画山水,远师董源、巨然和黄公望。其画风笔意安闲温和、清新秀丽。他提倡用摹古代替创作。又以禅宗的南北派比附绘画,称“南北宗”。他是尚南贬北,抬高文人画的地位,压制和他相抗的“浙派”。其山水作品,用笔柔和,秀媚有余,魄力不足,且多辗转摹仿,如《峒关蒲雪图》、《溪山平远图》等,皆为摹古之作。

宦海沉浮:

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十四岁的董其昌终于考中进士,供职于翰林院,翰林院学士田一儁去世,他自告奋勇,告假护柩南下数千里,送老师回福建大田县,令人刮目相看。

他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

其后,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但他并不以此为意,托辞不就。许多附庸风雅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纷至沓来,请他写字、作画、鉴赏文物,使董其昌成为名动江南的艺术商。

藏书之家:

善鉴别古书画,擅长写书法。在书法上造诣颇深,由于爱好书法,所以对书籍有很强的收藏欲。遂藏书尤多,家有“玄赏斋”,贮法帖、名画、古书。撰有《玄赏斋书目》,不著撰人及收藏人姓氏,有人疑为是他人所撰,清人张均衡在《适园藏书志》中,认为董其昌的家藏书目较可信。著有《容台集》、《画禅斋随笔》、《画眼》、《学科考略》、《筠轩清秘录》。

知音佳话:

睢阳(今河南睢县,明代属归德府睢州)的袁可立比云间(上海松江)的董其昌小七岁,但董其昌总是对袁可立谦称为“弟”,两者的家乡相距千里,却能同窗共读成为同年知交,这个故事在袁可立的家乡睢县一带至今盛传不衰,成为千古美谈。而他们在少年时代谶语成真的奇缘传说,数百年来一直成为中国命相和阴阳五行学家们所乐道的话题。

王溢嘉先生在《中国人的心灵图谱》一书中引述清代的《秋灯丛话·梦与袁可立同科》时有一段精彩的描述:“睢州(应为华亭)有一位老儒生(董其昌)屡试不第,心情十分郁闷。有一天晚上,忽然梦见神人前来告诉他说:‘你要等待袁可立和你同考,才有希望上榜’。他梦醒后觉得非常奇怪,于是到各地学堂逐一查访,但都没有找到叫袁可立的人。有一天,他来到睢州(今河南睢县)闲游,走累了在一个村塾里休息,忽然看到一个少年容貌颇为奇特,他猛一惊,便好奇地向塾师请教这位少年的名字。塾师先生说:‘他是袁家的孩子,名叫可立’。董其昌听了,又惊又喜。在知道袁可立家中贫穷恐无力上进后,就将袁可立带回家中亲自课读。到袁可立二十多岁时,两人一起参加考试,结果在乡试和会试中都果然中榜。”

明著名学者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记载道:“安夫人(袁可立母)妊时,数盥水,见金鲤荡漾盎中。及长,数有异兆,(袁可立)自知其名位所届。”今天的民权县花园乡吴老家村属古睢州地,刚刚去世的袁可立十世孙媳董氏(1928—2012.2.17)老太太讲述了这样一个从袁家祖上世代相传下来的故事:袁可立幼年时,一天夜里,漆黑异常,袁可立秉灯入厕,却没有放灯的地方。忽然身后有声音说:“尚书爷尚书爷(明天启中袁可立官至兵部尚书),请你把灯放到这里吧。”袁可立好生奇怪,昏暗的灯光下却看到了一个光头的小鬼。他拍拍小鬼的头把灯盏放了上去,说道:“小鬼小鬼你好大的头呀。”小鬼答:“侍郎爷侍郎爷你好大的胆。(袁可立实职兵部左侍郎,加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幼年的袁可立感到很是诧异,就问:“小鬼小鬼你为什么这样称呼我?”小鬼说:“我是受人之托告诉您,有一位姓董的文曲星老爷转世,正等着您前去同读共考呢 ,来日当有尚书爷的名位等着您呀。”袁可立起身取过灯盏,那小鬼便消失在漆黑中。董氏老太太还说,当年与袁家结亲时,父母亲就是冲着董袁两家祖上是世交的关系来的。

这两则故事出处不同,一个记载于清代笔记小说,一个出自民间口碑,但二者异曲同工,胡为印证。而且袁可立和董其昌在知道这是神明向他们泄露天机后,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都不辞辛苦地去努力奋斗,最后皇天不负苦心人,让他们都能如愿以偿,先后在乡试和会试中同科考取了举人和进士,成功的兑现了两个年轻人各自所窥见的“天机”。

透过董其昌和袁可立的事业勋名及个人交往,相关的史书记载也从不同角度为上述两则故事留下了很好的注脚,这反而更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性。

董其昌在《袁伯应诗集序》中写道:“余与伯应(袁可立子袁枢字伯应)尊公少司马(即袁可立)同举于兰阳陆先生之门。”“陆先生”即陆树声,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与董其昌同乡,官至礼部尚书。这个记载至少说明袁可立确实去上海和董其昌师从陆树声学习过,故事中董其昌“将袁可立带回家,亲自课读”的说法并非无米之炊。

中国道教经典著作《道藏辑要·在陆肇祥》在记述袁可立的别墅建筑群袁家山时这样写道:“淮(袁可立父名淮)甫晤而立生一生(袁可立)。文章事业董宗伯,其昌志(董其昌曾为袁可立作有《节寰袁公行状》四册)载甚详。”董其昌官至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袁可立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累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也与董其昌官阶相当。

在今天的山东蓬莱阁避风亭内袁可立的《海市诗》刻石上,仍然留下了二人在事业顶峰时期的合作之笔“睢阳袁可立题、云间董其昌书”的字样。董在尾跋中称颂袁可立的“大作雄奇”、“弟以米家法书之”等语,世人将此称为珠联壁合之作,至今为海内外所重。

崇祯六年十月,袁可立的儿子袁枢去北京上疏申请休假回乡省亲,顺路探望了年伯董其昌,董其昌触景生情,想其退休在家多年的故友袁可立,随作山水画《疏林远岫图》相寄赠,该画现藏于天津博物馆。题曰“癸酉十月之望,年家袁伯应司农上疏归省尊人大司马节寰(袁可立号节寰)年兄”。张庚《国朝画征录》:“枢博学好古,精鉴赏,家富收藏,工书画,为华亭董宗伯,孟津王觉斯所推许”。袁枢能成为明末著名书画及收藏家,与年伯董其昌的提携有很大关系。董其昌卒后,一生最喜爱的“四源堂”四幅名画归袁枢所有,至今尚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16幅《董其昌纪游册》,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见,也是睢阳尚书袁氏家藏旧物,每幅都钤有“袁赋谌印”(袁可立仲孙名袁赋谌),由此足见董、袁二人关系绝非一般同年,当是深交挚友,也与传说中的袁董奇缘不应而合。

崇祯六年(1633年)冬,袁可立病逝于睢州,八十一岁高龄的董其昌以悲壮的心情为故友写下了《节寰袁公行状》,分元、亨、利、贞四册。款云:“明崇祯八年六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特准致仕驰驿归里邻治弟华亭董其昌顿首撰并书。”

二人在仕途上同样坎坷多艰,几起几落,休戚共生。明万历中都遭贬回籍, 后来又都是泰昌皇帝同时启用的旧臣贤能。在魏忠贤横行的天启年间,两人都受到阉党的排挤和迫害,董其昌是“深自引远,请告归”(《明史》),袁可立是“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两人一个成为旷世书画大家,一个成为一代廉吏和历史名臣。

二人的知交关系在董其昌所作的《节寰袁公行状》中也找到了最终的注解:“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袁可立)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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