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1892-1978)，乳名文豹，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1892年出生于四川乐山县，祖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中国现代文学家、诗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新诗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1958年9月，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郭沫若著述颇丰，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学术成就极高。但在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之不堪，使其在品格上受到广泛的质疑。

人物生平：

早年

郭沫若在《德音录·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云：“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前，由闽迁蜀，世居乐山县铜河沙湾镇”，“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郭沫若少年曾就读于成都石室中学。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

1926年到1927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7年他就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安庆“一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着手清党，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蒋旋即通缉郭沫若，1928年2月郭前往日本避难。

流亡日本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

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的观点被当作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借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抗战时期

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回国。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颂扬，不久拜见汪精卫。之后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

他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欢迎。台大历史系教授王远义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

内战时期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技大学首任校长。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个人成就：

甲骨学

郭沫若是甲骨学四堂之一：鼎堂。

著作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 ，《奴隶制时代》等。

书法

在书法艺术方面，郭沫若同样成就不凡，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8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尤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历时70余年。青年郭沫若的书法得到社会承认，始于辛亥年间。

19世纪 20年代末，郭沫若旅居日本，由金文甲骨入手，以字辩史，借史鉴今，谙熟了祖国文字、书体的演进轨迹，创立了古文字研究的科学模式。

1937年他归国抗战，在民族危难之中，其诗词创作常与书法相结合，笔墨间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在繁重的国事之余从事更为丰富的书法创作。他慷慨为人，博识广闻，为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留下难计其数的辞章墨宝。其书法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少有出其右者。为纪念建国15周年而创作的巨幅书法作品是郭沫若书法作品的代表作之一。

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处处透射出一种“文”的气息，宠万端于胸中，幻化出千种思绪，从笔端涓涓流出，生成与他诗、文、史种种学问修养相融合的化境，以书法的外化形式展现给读者。

家族成员：

根据乐山《郭氏家谱》所载，郭沫若的祖籍

福建汀州府宁化县，是为闽西客家人。母亲杜遨贞，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孩子。先祖郭福安为郭子仪之后裔。

张琼华

1912年，郭沫若在父母的包办下无奈与张琼华(1890—1980)结婚，实际两人并没有感情。

在享受五天新婚生活后，郭沫若离家，两人没有离异，以后68年里，张琼华孤独一人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1939年郭还乡时，向还在守活寡的张琼华鞠躬表示歉意。1980年张病逝于乐山，没有留下子女。[6-7]

佐藤富子

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与佐藤富子(1894年-1995年)同居，佐藤富子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郭沫若为其取名“安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与安娜断绝了联系。此后佐藤富子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大连，改名郭安娜，跟儿子郭和夫住在一起。

郭安娜曾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文革爆发后，受到一定影响。在此间她还提出要回日本看她快百岁的母亲，但在很长时间内未能成行。直到1974年，八十岁的安娜才得以回日本，此次回国她处理掉了跟郭沫若一起生活过的在市川市的房子。第二年，她又到北京看望了当时已住院的郭沫若，这也成为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郭沫若与安娜生有五个子女：

长子：郭和夫是中国科学院的化学家，原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所长。

次子：郭博是建筑家和摄影家，退休前为上海民用设计院总工程师。

三子：郭复生(亦叫佛生)是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工程师。

女儿：郭淑瑀，后来与林爱信结婚，生一女林丛。林丛后留学日本，归化为日本籍，改名藤田梨那，现任日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教授，参与创立日本郭沫若研究会。

四子：郭志鸿是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

社会评价：

周恩来

“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闻一多

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

杨天石(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这些年，特别是近几年来对郭沫若的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是歪曲事实的。出现批评和新的看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总体上说，它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应当是有批评有反批评的，但是，在对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学者采取了轻薄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注意以科学的态度来对他进行研究。

林甘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在对郭沫若的研究中，应该注意把他放在二十世纪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郭沫若既是文学家、史学家，又是革命家。对他的研究，不仅关系到他本人在文学、史学等方面的成就和不足，而且也关系到中国二十世纪整个学术史、文化史中的诸多问题。时代的发展所营造的学术环境为客观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我们应当以平和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反思过去。

温儒敏(北京大学教授)

当今的研究者和读者对郭沫若的评价形成两极，跟对郭氏人格的不同理解也大有关系。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郭沫若看作是政治人物，反感他的立场多变。然而如果由《女神》等作品的创作反观郭沫若的人格，也许我们对这位诗人的浪漫气质会有更多的了解与宽容，我们就不一定再以政界的标准去衡量一位文人。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位天才，但也有凡庸的一面，这两方面交织成他的一生。

龚书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天研究郭沫若，应当有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研究人物终归离不开评价，而评价就要求实事求是。郭沫若是戎马书生，是文化战士，很有号召力。我们要客观地研究郭沫若，澄清一些问题是很重要的。这些年来，有的人将糟踏郭沫若看成一种时髦，这种倾向是不正确的。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二十世纪以前亦不多见。对郭沫若的“反思”，实际上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如何认识的问题，即二十世纪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什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何在这个根本问题。对郭沫若的评价要像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坚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要着重揭示本质和主流。如果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蔑和谩骂，那就背离了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原则和方法;这同无限拔高一个历史人物的做法一样，都是不可取的。

李晓虹(郭沫若纪念馆学者)

随着时代的发展，郭沫若的评价问题不断被提出，出现一些不同看法和一些困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是应充分地展开讨论。但不能轻薄为文，不讲道理。不能用炒作、反炒作、反反炒作的态度。更不能随意编造事实，用一些不符合事实真相的东西作为立论的前提。无论在什么时代条件下，研究者都应当有一种科学的精神，严肃认真地对待研究对象。既不要简单地否定，也不要简单捍卫。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而应当认真对话。

郭沫若侧面：

断袖情事

少年郭沫若在乐山读小学时，深深地爱上了一位同班男生，他曾在自传中坦言，他俩“一见倾心”，并且形影不离，常利用晚自习、星期天结伴外出悄悄幽会，虽在同窗下读书，也禁不住鸿雁往来，情意绵绵，郭沫若称这是“比恋爱更严肃”的同性恋。升入乐山中学以后，郭沫若又迷上了一位相貌佚丽的汪姓少年，说他们甚至尝到了“真正的初恋”的滋味，他们常常在傍晚或深夜，远离有人的街道和同学的视线，躲到偏远的城郊，两人紧紧相偎在一起，感觉无限惬意。一天，郭沫若喝醉了酒，神思恍惚中，觉得有人在吻他，并有一股甜甜的汁液流入他焦渴的喉管。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汪哥”正将咀嚼过的甘蔗汁缓缓送入他口中，郭沫若真是喜出望外。郭沫若紧紧地把汪君抱着对他说：”啊，我真爱你呀!”

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还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蔗红词》的诗歌，表达衷情：红甘蔗，蔗甘红，水万重兮山万重。忆昔醉朦胧，旅邸凄凉一枕空。卿来端的似飞鸿，乳我蔗汁口之中，生意始融融。那夕起头从，才将命脉两相通。难忘枕畔语从容，从今爱我比前浓。红甘蔗，蔗甘红，水万重兮山万重。

男女关系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和)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和)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丑化秦始皇

郭大师的这种独家臆测法门，并非特例。他曾为了硬把母系制度套上周人社会，把“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给考证为“古公骑着马儿，沿着河流走来，走到歧山之下，便找到一位姓姜的女酋长，便做了她的丈夫。这不明明是母系社会的铁证吗?”原文是“姜女”，却忽然变为“一位姓姜的女酋长”，已足使我们惊叹郭大师的魔术。一个男子从甲地迁到乙地，遇着一个女子，和她结了婚，这事便可证明他们是在母系制度之下，那么世上还有什么事不可以证明的呢?

了解了郭大师的推论方式，我们下一个疑问是，为什么在一篇学术评论中郭大师要花大技巧在一个人的相貌上呢?其实郭大师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21年，在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战中，他就人身攻击过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可见对于“敌人”，此是他惯用的杀手锏。

那么问题又来了，二千年前的秦始皇，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如此痛恨秦始皇呢?郭大师在《十批判书》的后记中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他看到“程憬《秦代政治之研究》一文”，‘程文歌颂嬴政，有意阿世，意见与余正反，毫无新鲜资料。’”《十批判书》写于1945年陪都重庆，当时国民党派文人写了篇歌颂嬴政的文章，“阿世”，当然就是“阿”蒋总统了。所以郭大师同样写了篇谩骂嬴政的文章，“刺世”，当然就是“刺”蒋总统了。

事情到此真相大白，郭大师此时的谩骂嬴政，与他改朝换代后的歌颂嬴政，真正的对象都非嬴政本人，正如他的捧小平，骂小平，捧江青，骂江青的诸篇名作一样，只是技巧高明的大字报而已。学术只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

歌颂文革和贬低文革

1966年9月9日发表题为《文革》的诗词，歌颂“文革”的到来。“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五个月后，中国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郭老又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1967年6月5日他看到江青权势上升， 就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和)害红太阳(000525，股吧)!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日)

他对江青是这样，而对邓小平也不例外，他也曾编《水调歌头》“狠批”过邓;(见1976年6月号《诗刊》)旋即又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1978年4月1日《人民日报》)

他在这一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1978年6月4日《人民日报》)

诗歌相和

多次写诗词颂扬毛泽东。

郭词主旨，乃借祝寿表达敬仰之情;毛的和词，却展现了纵横天下、战无不胜的政治情怀。因为“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战略和斗争策略，在1963年已经驶入了历史的快车道，毛的和词，可以说是这一政治动向的艺术化标记。何况，毛的和词，首先是在1月9日“书赠恩来同志”的，借此向周恩来传达政治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郭诗写得不错，但毛泽东和诗之气魄，更是非同凡响。

据专家统计，郭沫若写的阐释毛泽东诗词的文章，达20余篇，但绝大多数没有收入《郭沫若全集》之中。郭沫若的解诗，不是一般的诗歌阅读欣赏，而且往往写于有重大政治动向之时，他用浅显易懂、明白无误的白话，把这种重大政治动向传达出来。